文臣到底能不能带兵打仗：诸葛亮、司马懿竟然是“武将”？

公元450年，以“元嘉草草”闻名于世的宋文帝刘义隆又想要北伐了。跟随檀道济参与过第一次“元嘉北伐”、深知其中凶险的沈庆之连忙谏言劝阻。刘义隆自己说不过，便授意身边的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上前施展话术，沈庆之见状也只能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说出了一段至理名言：

“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沈庆之的话初看之下的确没错，既然文武有别，那么自然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但翻开史书，文臣“知兵”的例子，却又有不少。

文臣到底能不能带兵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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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文亦武

汉代之前的培养模式

如果按照儒家的归类方式，文臣可谓撑起了中国战争史的“半边天”。比如被天下读书人奉为“祖师爷”的孔子，不仅本人在“隳三都”的政治运动中亲自率军击败了叛军，孔子的弟子中更有以鲁国弱旅大胜强敌齐国的冉有等军事人才。

孔子知兵善战，孔子的偶像周公更是能征善战。周武王姬发病逝后，姬旦对内辅佐侄子周成王姬诵继位，对外则亲自率军平定周朝宗室勾结殷商遗民所发动的“三监之乱”，他一路东征，征服了奄国等东夷部落，可谓是战功赫赫。

周公在军事领域的成功，极大巩固了其政治地位，以至于后世诸多权臣都以之为榜样。后世演义中，汉末三国时代魏国的曹操、司马懿；蜀汉政权的诸葛亮、法正、蒋琬；东吴的鲁肃、陆逊、诸葛恪等人似乎都是以文臣的身份掌握着一国兵权。正是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太过于脍炙人口，以至于后世很多读书人想当然地以为“羽扇纶巾”的是自己，在“谈笑间”便能令“樯橹灰飞烟灭”。

扇扇子的是诸葛亮，但“羽扇纶巾”其实是周瑜。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片段

仔细梳理从商、周到魏晋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人才培养和信用体系仍未出现明显的文、武分野。如商周时代的大小贵族为了维系在宗室家族中的政治地位，往往文武兼修，商朝末代君主帝辛便不仅“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更兼膂力过人，可以“手格猛兽”。

春秋时代，孔子首开“有教无类”的私学先河，但课程却不仅限文教。当时的“六艺”之中包括军事用途的“射”与“御”，细说起来，“五射”的“白矢”（箭穿靶子露出白刃）、“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放在后世都是神箭手级别的要求。在“御术”方面，无论是保持匀速行进的“鸣和鸾”、通过涉水路段的“逐水曲”，还是高速穿行狭窄路段的“舞交衢”、在行进间射杀猎物的“逐禽左”，都可谓是“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的驾驶技术培训。

这种“文武合一”的教育模式，显然仅适应于春秋那种“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低烈度战争形势。随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来临。各国开始通过内部改革来扩大军队的规模。在这种“农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册籍”的背景之下，为了“忽悠”更多的人加入军队，自然必须建立起全新的升迁体制。是以，魏国李悝推行废除世袭、重视“武卒”的变法以来至商鞅在秦国推行基于军功的“二十等爵”体系。赳赳武夫正式跃升为各国的新贵阶层。那些“知兵”的文臣更是将历史舞台让位给了白起、廉颇、王翦、李牧等战国名将。

魏国李悝推行废除世袭、重视“武卒”的变法。来源/网络

秦汉虽然一统中原，但却面对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的挑战。因此，一度延续了战国末期“重武轻文”的政治格局。周勃、周亚夫父子凭借着在军中的威望先后拜相，卫青、霍去病以大司马的名义开设幕府干涉国家日常事务的情况下，文臣能够保住原有的政治基本盘都算不错了，自然不敢奢望能够染指军权。

好在，汉武帝刘彻并非一味崇尚武力，在其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下，文臣集团逐渐抬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末年以文士自居的王莽家族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靠的并非是道德文章和儒林名望，而是其家族之中先后有五人出任大司马、掌握着兵权。

在两汉之间的乱世中，起兵于南阳的汉光武帝刘秀最终脱颖而出。但坐稳江山之后，他不得不给予曾鼎力支持自己的地方豪强更多的优待。这些豪强依托着雄厚的家底和垄断官爵而形成政治影响力，很快便形成了“门生故吏遍天下”的门阀体系。基于“唯才是举”的目的建立起的“察举制”，也很快成为“拼爹”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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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将≠文臣

著名“知兵”文臣也都是武将

随着备受压迫的底层百姓高呼着“苍天已死”的口号，点燃名为“黄巾起义”的野火。东汉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以曹操、袁绍为首的门阀子弟与以刘备、孙坚为首的地方豪强以各自的方式在这场乱世中火中取栗。虽然由于各自教育背景的不同，曹操的文学修养较之其他汉末群雄要高上一大截。但从其履历来看，曹操从洛阳北都尉、骑都尉起家，其“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初的职务也是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可谓是纯正的武将。

作为曹魏帝国的掘墓人，司马懿是以丞相府“文学掾”的职务被征召的，却很早以参与军事机要。司马懿在曹丕生前虽深受信任，但鲜有军功，是以在曹丕临终时的辅政大臣名单中位列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之后。而真正令司马懿后来居上的恰恰是其走上前线，在与吴蜀的拉锯战中无役不与，最终从骠骑将军凭借军功一路升任至武将巅峰的大将军一职。从这个角度看，司马懿也有戎马半生的武将经历。

司马懿。来源/电视剧新《三国》截图

同理，诸葛亮在刘备帐下的第一个职务是“军事中郎将”、法正和蒋琬则担任过蜀汉政权的“护军将军”和“抚军将军”。鲁肃、陆逊和诸葛恪在东吴则分别以赞军校尉、海昌屯田都尉、拜骑都尉起步，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众人都应该归入武将的范畴。只是《三国演义》等民间传说中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刻意将其形象描述得温文尔雅，是以这些本应被算作儒将的三国人物之被后世误认为文臣。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逐渐成为士大夫的主要交际手段。要想打进上流社会，嘴皮子功夫不过硬显然是不成的。于是很多武将也不得不跟着附庸风雅。如东晋名将谢尚、桓温等人便喜欢与口若悬河的名士殷浩、刘惔等人结交。久而久之，桓温虽然未必健谈，但评点他人的毒舌却是“神功大成”，面对太原王氏的后起之秀——王濛、王述，一句“辄翣如生母狗馨”（就跟身上插着漂亮羽毛扇的母狗一样）。

有趣的是，桓温虽然附庸风雅，但好歹在军事上还有些成就。足以在刘惔见其在雪天戎装行猎嘲笑说：“老贼欲持此何作？”自傲地回答：“我若不为此，卿辈那得坐谈？”但反观名满天下的殷浩被桓温的政敌提拔为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的“中军将军”后，却因为不谙军事而在北伐中大败而归，最终被废为庶人。

桓温雕像，摄于遂宁中心商务区。摄影/古里仁，来源/图虫创意

对于殷浩的惨淡收场，与之明争暗斗了大半生的桓温曾说：“（殷）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言下之意是，殷浩品格高洁，能言会道，其实很适合去当尚书令和仆射，他的失败与其说是才能不足、不如说是东晋用人不当。

桓温这话虽然说得中肯，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东晋高层之所以选择任用殷浩，并非是真的看重其名望或才能，而是看重其与桓温的长期对立。这种基于“以文制武”这种政治制衡的胡乱用人，殷浩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甚至随着南北朝乱世的终结，科举制度于隋唐两代正式确立，这种局面更将愈演愈烈。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两代虽首行科举，但在隋朝短暂的统治时期及所谓的唐初盛世之中，以关陇军事贵族为首的门阀势力依旧占据其政治生态圈的上层领域。直至武曌为巩固自身的政权，大肆屠戮李唐宗室和勋贵阶层，大唐本土和外来的寒门子弟才逐渐有了出头之时。

打破阶级和民族壁垒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令李唐在李隆基执政时期达到了国力巅峰。但这种局面很快便以安禄山为首的胡人职业军官团的叛乱打破。“安史之乱”的爆发固然有着多重偶然因素的叠加作用，但其背后也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毕竟，尝到了权力甜头的寒门子弟必然不甘于永远充当为世袭贵族服务的工具人，而那些掌握兵权的武将显然更易于在为上位者冲锋陷阵的炮灰和替自己而战的军阀之间做出选择。是以，在安禄山之后秉承着“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理念的乱世枭雄多如过江之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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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效应

从赵宋“知兵”文臣韩琦说开去

唐中叶至五代十国延绵藩镇割据之所以会被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所终结，倒也并不是这位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香孩儿”是什么“天降伟人”。而是宋太祖起于行伍，早已在半生的戎马中看透人性、掌握了那些石守信等老兵痞们的真实诉求。

正如其在那场脍炙人口的“杯酒释兵权”中所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显然，在上位者的给予无限接近于你的欲望天花板时，没人会傻到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造反。

赵匡胤。来源/电视剧《大宋传奇》截图

当然，上位者的恩赐不可能自上而下的满足所有人。于是乎，对于中下层的武将，赵宋王朝不可避免的仍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打着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旗号，联合文士集团形成对武将阶层的压制。

赵宋王朝基于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选定“重文轻武”的道路，本是无可厚非。但除了得到君主青睐的士大夫集团、在国家制度框架上形成对武将阶层的压制外，更凭借着对舆论的掌控，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文臣知兵”的形象，一点点从根本上瓦解了武将集团的自信。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首民谣出自何人之手今天已无从考证，从与西夏政权的交战记录来看，所谓“西贼闻之心胆寒”的韩琦，实则是个“送人头”的高手。为了谋取个人政绩，韩琦到任陕西前线后便不顾宋军屡战屡败的现状，制定了“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的进攻计划。不等韩琦正式出兵，西夏的李元昊就打上门来。

韩琦。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按理说，面对游牧民族来势汹汹的攻势，中国历史大多数名将所采取的战略都是先依托边境的堡寨迟滞对手的攻势，等待对方师老兵疲之后，再集中已然集结起来的优势兵力展开攻击。但偏偏韩琦就是不愿意走这样的“老套路”，在部队尚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他便已命部将任福率军去截断李元昊的退路了。

让一支马步混编的宋朝地方军去迂回包抄以骑兵为主的西夏军队主力，韩琦的这一部署可谓“有创意”。为了保证任福可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思路，韩琦还特意嘱托对方，深入西夏境内之后，如果能打自然一定打，不能打也要依托地形阻击对手。如果任福不按照自己的意图操作，那么即使有功，也将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处斩。”

韩琦。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戎马半生的任福，顶着强大的压力出征。一路上取得了几场小规模接触战的胜利，但这点成绩显然无法完全满足韩琦的要求，只能带了几千骑兵不断向前突进。直至在那个名为“好水川”的地方，遭遇到了李元昊所部主力。

后世很多讲述那场战役的文章，会刻意强调西夏军在预设战场附近故意留下几只大木箱子，起初宋军听到盒子里有异动还不敢轻动。直到任福抵达，强行命令士兵将箱子打开。结果数百只禽鸟同时飞跃而出，为西夏军队指明了宋军所在的位置，并发出了合击信号。

这个堪比“潘多拉魔盒”般的小故事，韩琦成功把“好水川之战”失利的责任推给了任福，仿佛不打开那些盒子，宋军便不会被发现，更不会被围歼。但事实上，抵达好水川之前，任福所部为了执行韩琦的战略部署已经连续展开了数日的强行军，最后几天甚至断粮。面对转入内线作战而兵力、士气都占据优势的对手，任福没有丢下自己的袍泽，而是以“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的决心挺身死斗，最终战死沙场。

大臣讨论场景。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好水川之战”中战死的宋军亲属，在韩琦的必经之路上拿着旧衣、纸钱招魂，上演一出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他也只是简单的被调职他用，不过几个月便风风光光地杀了回来。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军在与西夏的交锋中依旧败多胜少。但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战报写得好，皇帝不在意，韩琦依旧是那个“西贼闻之心胆寒”的军中“一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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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兵”与“知将”

文臣与武将的区别

宋朝的重文轻武，到了明清更甚，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有明一朝 “以文御武”，是以明代“知兵”的文臣层出不穷，其中真正可谓成功的仅有于谦、胡宗宪、张居正等寥寥数人。他们的成功都不以善用兵自诩，而是着重于选将任能、筹措粮秣以及厉行赏罚。

如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于谦，在保卫北京的过程中大胆启用陶瑾、高礼、孙镗等将领，并调集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立即奔赴顺天府，依次经营筹画部署。

针对北京城内军械不足，于谦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2/3调入北京，补充守城部队。甚至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丢弃的军械。

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于谦一方面征集大车命令官军去运粮，一方面向京城内的百姓发出告示，谁愿意出城抢运粮食，在得到运费的同时，每运20石粮食还会奖励一两银子。几天功夫，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被运到京城储存起来，充足的粮食储备稳定了军心民心。

于谦准许官兵预支半年军饷的做法更让全军上下欢呼雀跃。正是凭借着兵力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明军一扫“土木堡之败”后的颓势。最终在北京城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瓦剌大军。

嘉靖年间受命清剿倭寇的名臣胡宗宪，同样慧眼识人。他重用的俞大猷、戚继光等均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抗倭前线的中流砥柱。只是胡宗宪权柄有限，还需要亲自带兵前去救火。

与指挥不动一线的胡宗宪相比，张居正的御下之术可谓登峰造极。在培养和信用戚继光、李成梁两员名将时，张居正经常给予敲打。如镇守辽东的李成梁亲，原本立功，下面巡抚已为他申请封爵，张居正却亲自导演了李成梁所部“杀良冒功”的政治风波，又并不继续追责，给予希望。眼看胡萝卜近在咫尺，李成梁只能兢兢业业，积累战功终于在“东昌堡大捷”后，在张居正授意下，辽东巡抚上奏为李成梁请功。万历七年（1579）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下旨册封李成梁为“岁支禄米八百石”的宁远伯，并特许其一子可以世袭卫所指挥使一职。此时的李成梁表现得颇为恭顺，竟主动上奏请辞。明神宗朱翊钧为此特意批示：“（李成）梁屡立奇功，加恩非滥，谕殚忠奋勇，以图报称，不允辞”。这种让武将毕恭毕敬、不敢造成的本事，是文人知兵的典范。

以文人统兵的巅峰当属曾国藩。曾国藩本人不善军事，这才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典故。他的能力在于善用人、善筹划。最终一手打造出一支颇为强大的湘军。当然，此时已经是洋枪洋炮的时代，武勇已经过时，战争打的是武器和后勤，不久清朝废了武举，开办讲武堂，当将军是要上军校的。

曾国藩在军营。来源/电视剧《太平天国》截图

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逐渐成为一个军事家。但理论上的知识距离成功实践终究还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战争本就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博弈，并非个人的天赋、努力与否能决定的。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真正在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文臣，他们所具备的优势从来不是“知兵”，而是“知人”“用人”和“会作人”。

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千年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所谓“好男不当兵，好贴不打钉”。

到了明清时期，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

事实上，为了打仗，正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开始了“武举”，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当时，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还要考问军事策略，比如孙子兵法。

明代武举“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如果在谋略上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武试。明代的军事职位多是世袭，加上行伍提拔，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明后期的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说，熊廷弼先是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从文，又中万历丁酉湖广乡试第一名，次年登进士。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熊大人，当了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一度让后金的努尔哈赤的攻势受阻。他招集流亡，整肃军令，制造兵器，巩固守备，让后金一方一筹莫展。最终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败，坐罪下狱。

文臣知兵？谈何容易。